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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某大胆地将这些问题与灾异联系起来,希望能够引起汉安帝的高度重视。他深知这份奏疏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,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,他义无反顾地呈上了这份谏言。
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徐某的上疏不仅没有得到汉安帝的认可,反而让他遭受了免归的厄运。这其中的缘由恐怕并非单一,而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。
首先,从汉安帝的角度来看,当时东汉的政治局势异常复杂,各种势力相互交织、明争暗斗。皇帝可能受到外戚或宦官势力的影响和裹挟,无法真正独立自主地处理政务,也难以真正倾听和采纳大臣们的谏言。例如,在汉安帝时期,邓太后长期临朝听政,邓氏家族势力如日中天;后来,阎皇后及其家族、宦官江京、樊丰等势力也相继崛起,弄权专政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,皇帝自身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,对于徐某对时政的尖锐批评,他可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去接受和采纳。
其次,从徐某的角度来说,他的奏疏也许存在一些问题。一方面,他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,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的种种弊端,直接触及了皇帝及权贵们的敏感神经,使得他们难以容忍和接受。另一方面,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可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缺乏实际可操作性,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,无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。
免归后的徐某,回到家乡。他或许在乡间继续关注时政,与当地的文人学者交流对时局的看法;也可能将精力投入到教育后辈、着书立说中,把自己的学识和政治见解传递下去。
可惜的是,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,徐某更多的生平细节,如他的出身、早年经历、家族情况,以及免归后具体的生活轨迹等,都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。但他上疏言灾异这一事件,反映了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清明的追求,以及在复杂政治环境下谏言的艰难处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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